导读:然而,如今出现的这个新的事实,即中国人口转变的速度具有不断超出预期的性质,应该帮助我们认识到“未富先老”这个特征不是静态的,而是动态变化的,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与日俱增的性质,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常常超出预期。
从早期中国和印度人口总量交替领先的漫长历史也可以看到,“世界第一人口大国”这个头衔与发展绩效和发展水平并无直接关联。例如,麦迪森整理的历史数据显示,从公元元年起,至今两千余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,在中国与印度之间,以人均GDP衡量的发展水平并无实质性差异,真正显著拉开两国之间发展差距的是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。40余年的改革开放效果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以往的全部历史。
不过话说回来,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时间段(1980—2010年)确实是与有利的人口转变阶段相交汇,高速经济发展的确得益于人口红利,并且2010年以来,中国人口红利加速消失,经济增长速度也确实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。例如,中国的实际GDP年均增长率在1980—2010年这个典型的人口机会窗口期高达10.1%,在2010—2021年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阶段则显著降低至6.9%。
由此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是,经济增长表现会受人口转变因素的影响,或正面或负面,然而人口发展趋势的变化并不是宿命或极限,不应该成为经济增长的终极决定因素。任何国家,无论人口转变处于哪个阶段,在既定的内外部经济环境中,只要具备恰当的经济体制和机制,足以充分动员资源和要素,并对资源和要素进行有效的配置,就能够克服不利的人口因素干扰,实现良好的经济增长表现。至此,我们可以转换一个比较对象,即从同印度比较转向同美国比较,加深对人口作为重要因素但不是宿命这个论断的理解。
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,擘画了2025年和2035年的经济发展目标。从定性的角度,该目标被分别表述为“十四五”期末中国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,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之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。从定量的角度,实现这两个目标要求从“十四五”期间开始,GDP年平均增长5%左右。按照这个增长速度,预计在2030年前后,中国经济总量将赶超美国。从事预测的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增长速度,相应地,中国于2030年前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预期也是合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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