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一位博士生成为主播 只希望人生有更多的选择

　　研究到最后，我也被改变了。刚开始看到虚拟礼物，我收到的时候觉得它很丑、很土，线上“哗”一下、“唰”一下放出来，五颜六色的。上面的虚拟戒指，人家一送，“咵”一下就绽放开来，但后来，我很渴望得到这些礼物。甚至人家送了一个我从来没有得到过的虚拟礼物，我可能会流泪，会真实地被这礼物所感动。

　　观众给王怡霖送虚拟礼物

　　我跟人家PK，刚开始觉得那内容好羞辱人，怎么能玩这些?但玩了几个月后，我还去教那些刚入行的主播，说：你玩小了，人家怎么觉得刺激?

　　你不会想到人在里面因为做这样的事情对自己的身心造成的伤害，你只会想，这是不是能帮助你收到大礼物?

　　平台体系通过消费来精细衡量人在平台上的价值。观众消费了多少就解锁贵族、君王等级，主播在这上面的价值则通过平台币、礼物体现。主播每天要关注平台数据，关注有多少人看了自己直播、收到了多少钱。

　　我(博士论文)答辩的时候，老师问我，你是不是把这个行业写得太灰暗了?因为我提出一个概念——绝望劳动。

我认识做了3年的主播，她持续地保持在一种绝望状态中，这样她才有动力一次次去PK，每天准时出现在人家面前，才可能在这个行业里赚到钱。

　　这行有残酷的一点，对底层主播来说，公会的作用其实挺小的。只要主播能赚钱，什么资源公会都会尽量帮主播支援，但如果播得不好，主播就迅速地被抛弃了，自生自灭。

　　不管我们说劳动异化、剥削，还是体系对人的改变，我在“田野”里面大部分时候感到痛苦，也是这个行业里面强烈的情感刺激所带来的反应。

　　我在博士论文里面写了情感强度(the intensity of emotion)对人的影响。

　　秀场直播里，你要通过不断地制造剧情也好，卖惨也罢，或是让自己表现得特别慷慨，你要让人体验到现实中体验不了的情感强度。

　　很多女孩做了主播后，会很不适应线下的生活。它对人的亲密关系、价值观，人能接受的生活模式、工作模式，都有很大的改变，这些改变是我们来不及应对的。

有的女孩习惯了坐在直播间跟人说话、互动就能收到礼物。她现实生活当中就要求及时的反馈，这个反馈就是钱，是上面的礼物、特效。但在现实中挣一份钱很难，可能一个月做了很多工作，工资很低。

　　我论文写完，也还没完全走出来。我觉得这是太独特的一份体验，真实地感受到这个体验对人的改变。我会想起自己接触到的那些女孩、男性玩家、公会里的人，那位打自己巴掌的女主播，看着让人难受，那个画面一直在我内心。

　　王怡霖的博士论文

　　我仍在继续思考，为什么人要这样来吸引礼物，并且大部分礼物的钱，主播们得不到。我目前还在看秀场直播，想了解它发展到哪步了，有的内容得凌晨看，比如送礼让主播跑步的、送礼控制主播下播时间的。

　　研究过程中，我会有很多无奈，因为看到这个模式在越来越壮大。一方面，我原以为我看到的很多内容是所在平台上的亚文化，但现在一些更大的平台上也都有这样的模式;一方面，有的PK结合了线上和线下空间。湖南有条步行街，到了晚上很多人在那直播，董晨宇老师(注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)给我发过在那拍的视频，雨中，一个主播用拖鞋打着另一方的屁股。越来越多的人在里面赚钱。

　　好像一艘大船开出去了，你没办法把它拉回来了。

　　平台更新发展很快。作为研究者，我们可以退出，可以只作为旁观者，决定要不要进入、分析、写些什么。但对于很多人来说，他们是被动地卷入其中。我不想承认的一点是，在我的研究中，对很多主播来说，做直播是他现有所有选择里面相对更好的。

　　有时候我没办法对这个东西很乐观，或是忘记之前的那些体验。因为我觉得忘记也对这个研究挺不负责，还是希望记住，然后有更多学术上的讨论，能带来一些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