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读: 月11日,医药代表陈曦坐在宝山区某医院门诊大厅,紧盯诊室门口。 入行三天以来,她没敢敲眼前的门。身边不时有保安巡逻,她牢记经理...
对于备受争议的专家“讲课费”,董冉强调行业内有“321”的支付标准:按医生的职称等级划分为3000元、2000元、1000元。“如果是院士或顶级的老师,可能会增至5000元,8000元到顶了。这是同类公司都默认的事。”
“一些小公司没有名气,会疯抢一个展台的推广位。”一位医药代表曾见过,原先教授的讲课费是3000元,但不少公司恶意哄抬价格,“有人突然喊出一万元,很快就会有两万、三万元的跟上。”
对此,上海市律师协会医药健康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卢意光表示,判断学术会议是否合规的标准一是“定性”,有些是假会议,根本没开,或者就是打着学术幌子做广告宣传,专家成了药企的“广告代言人”。二是“定量”:医药企业支付给专家的报酬是多少?比如2000到5000元是合理的,但他曾碰到过极端的案例,一堂课下来教授的讲课费高达5万元。
“一些药企的利润,50%以上,甚至80%、90%都用来做营销、做推广。这些费用应该用以开发新药。”卢意光直指,长期以来,很多人会指责“我们的药品安全无效,费用高”。如果不扭转营销至上的氛围,药企会陷入重推广、轻研发、药物难以创新、不得不加大推广力度的“恶性循环”。
余珺却感到无奈:很多有医学前景的研发项目,因为没有打动人的“故事”,难以打开市场,“投资人精得很,自然不愿意投”。由此,企业没钱用以研发,研发失败后亏损更多的钱,直至倒下。“再高尚的科学,也需要钱养着。”
2022年初,余珺所在的药企因为利润下降,没有融资,辞退了三百多位员工。45岁的余珺是其中之一。
图源新华社
合规之路
卢意光曾是一位外科医生。他看到,2000年前后,市场化改革鼓励医院创收,允许药品加成。“以药养医”的背景下,催生了看病贵、看病难等许多矛盾。
江皓工作已有30余年,他描述,当时是医药代表“最猖獗”的时候:一些医生治疗时,有医药代表就坐在一旁数数,一天下来开了多少支药,直接当天结算;一些医生刚做完手术,门口就会有代表准备好的小吃、饮料。
“比我大的主任和前辈都在拿,我为什么不拿呢?”他坦言:“不拿的话,很怕被孤立。”
卢意光说道,早期,年轻的医生受到整体环境影响,会觉得拿回扣是件很正常的事,长此以往助推了医药行业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风气。
但董冉观察到,2000年以来,很多药企开始开展合规工作。以她所在的企业来说,每个月老板会给到每位医药代表最多三节科室会(代表去医院科室的产品宣讲会)的预算,3000元左右,其他费用是没有的。代表在科室会后,需要向公司提交相关的证明材料:时间、地点、任务内容。“每个月我都要花大量时间,把材料做成一本书。”
在卢意光眼中,合规之路真正启步,是在2009年“新医改”之后:全国范围内逐步取消药物加成;推行“两票制”,在药厂到医院的药品流通环节只能开两张发票,减少层层盘剥;各地开展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等。“以药养医”的时代渐渐落幕。
而让董冉切身感受到合规趋势的,是2014年,跨国药企巨头葛兰素史克因行贿受贿案,被开出30亿罚单。这一年,多家药企频频被罚,医药行业出现了“跳槽潮”,越来越多的从业者开始在就业时重视合规政策。
近年来,江皓所在的全国某综合性三甲医院,已经对临床医生用药有严格的制度规范:医生一旦被发现开药的用量、次数或适应症不对,每一例的罚款是药物的原价。如果是重大过错,每发现一例的罚款正从二三百元上升到一两万元。“乱开药的话,倒扣的钱比回扣挣的多,还会被医院谈话。”
今年年初,黎晖感受到合规趋势愈演愈烈,他决定离开销售岗位,做一名药企合规咨询。
在他看来,医药行业的合规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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