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院“计划生育科”里的已婚女性 “计划生育”的责任也同样需要落在家庭上

　　陈素文低下头，继续看着诊疗单。她的患者并非这位头发花白的母亲，而是她未到场的女儿——一位年轻孕妇。这位准妈妈经历过两次胎停，两个月前终于怀上了孩子，却又因此焦虑，不敢单独去陈素文的诊室看病。只能让由母亲代替她挂号，向陈素文递检查结果。

　　她告诉这位母亲，让女儿多补血，再来做检查，并叮嘱她向女儿传达，不要害怕，她会一直陪着她们，直到孩子出生。

　　陈素文本就擅长治疗不孕不育症。2020年“三孩政策”出台，许多因为胎停而需要重复做人流手术的已婚妇女，开始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她的诊室中。

　　这些女性大多已经过了35岁，最年长的有44岁，甚至有的女性已经育有一个孩子。她们几乎都属于高危产妇——除了年龄增长带来的亚健康问题和慢性疾病外，她们中几乎一半的人在初产时会选择剖腹产。剖腹产造成的瘢痕子宫，让这些女性重新怀孕的能力下降，怀孕位置风险度增加，让原本“简单”的日间手术变成了“高危流产”。

　　但这并不能让她们放弃。陈素文的诊室里，到访过太多重复胎停流产的已婚女性。她记得，最多的一次，有一位病人经历了6次流产，仍然希望能“再试一次”。

　　一次次的失败后，每位女性出现的症状都不近相同，但都会在诊疗结束时问陈素文：“我什么时候能开始再次备孕?”听到她的回答是至少3个月之后，就算隔着厚厚的N95口罩，这些女性们也无法掩饰脸上的失望。

　　焦虑，在计划生育科的诊室里，是陈素文和已婚女性的共同“敌人”。

　　除了重复流产和手术复杂度增加外，来问诊的女性年龄也开始两极分化——越来越年轻的未婚女性意外怀孕，排着队来找陈素文做人流手术：“二十年前，我接诊的最小人流患者是14岁，但这几年，我甚至接诊过11岁的。”

　　而越来越“高龄”的、甚至患有慢性疾病的产妇反而开始备孕、胎停、寻求“保胎术”，中间的年龄“断层”越来越大。

　　不仅在陈素文的科室，在北京另一家妇科医院的人流室里，20出头的年轻女孩们排着队，等着人流手术;而另一边的生殖中心里，50多岁的夫妇们，仍然在尝试做试管婴儿，努力乘上末班车，“再生一个”。

　　在中华医学会计划生育分会第六届主任委员程利南眼中，这与经济压力密不可分：“35~40岁的夫妻，家庭经济稳定了，这时候可能会再想生一个孩子。但多为独生子女的她们，上有四个老人，工作压力大，怎么会想多生孩子呢?”

即便越来越多的已婚妇女容易胎停，导致不得不人工流产，但很大一部分选择选择人工流产的已婚女性，仍然是因为“不想要孩子”。陈素文接诊过许多这样的女性，大多因为避孕失败或无效避孕而怀上了意料之外的孩子。